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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战涿鹿背景资料之女娲（第14页）

尽管周琦的主要矛头是要对准汉代的吕雉，因而还算给女娲留足了面子，说她在“人道未明之日”

“王天下”

应该还是情有可原的。

但从根本上来说，女娲也都和吕雉同出一辙，都是属于“妇居尊位”

之类的大逆不道之举。

看了这些激烈言词，人们庶几不难了解父系社会中的男权主义在政治方而对于女子的介入是不可容忍。

从而也就不难理解女娲女皇之治神话的文学移位是遇到了何等强大的阻力。

女娲女皇之治的神话没有在后代的文学殿堂中获得像造人和补天神话那样繁荣的生机，其根本原因在于女皇问题涉及中国封建社会的最为重要的王权观念问题。

作为上古母系社会残余观念表现的女娲女皇之治的传说，在进入父系社会后在男权的挑战和排异下逐渐淡出政权统治领域，而只是保留了对社会具有积极贡献的造人和补天等等意象，使其在文学的移位过程中大放异彩。

这个明显的对比和反差，极为清楚地揭示出神话在其文学移位的过程中是如何必然受到社会条件的制约和限制的这一历史规律。

蛇身、形象“登立为帝，孰道尚之；女娲有体，孰制匠之”

，语出战国中后期楚国诗人屈原《天问》之篇。

关于《天问》对“女娲”

的发问，东汉时人王逸注曰：“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体，如此，谁所制匠而图之乎。”

而《天问》创作宗旨，王逸认为：“仰见图画，因书其壁何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

。

从屈原对女娲形象的发问及王逸的释义看，表明在战国中后期的楚地，女娲似乎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固定的外在形象；更准确的说，在是时人们的心目中，尚没有出现一个被社会普遍认同的女娲形象。

故屈原在“仰见”

图画于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之中的“女娲”

形象后，发出了“孰制匠之”

的疑问。

而王逸对“女娲人头蛇身”

形象的解释，尽管有所谓“传言”

之依据，可能更多反映的是汉人之看法。

“人头蛇身”

的女娲形象，多与“人头蛇身”

伏羲的形象并存于汉代画像石之中。

显然，这种画像的出现，与两汉时人将女娲与伏羲并列的观念密切相关。

[64]山东嘉祥武梁祠画像石属于东汉时期。

迄今为止，最早出现可能是女娲形象的是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上有一“人首蛇身”

神像，郭沫若等学者认为是女娲像，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65]。

屈原的《天问》，以“多奇怪之事”

而见称，射日的“后羿”

，无夫而有九子的女神“女岐”

女娲蛇身形象女娲蛇身形象等传说中的人物事迹，均成为屈原质问的对象。

与女娲传说相关的另一重要人物——共工，《天问》中亦有“康回（共工名）冯怒，何故以东南倾”

之语；但在古史传说中与“女娲”

关系最为密切的伏羲，在《天问》中却未置一辞；于此，王逸似乎有所察觉，故在释屈原“登立为帝，孰道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