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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一十六章 新的架构二（第2页）

在亚里士多德写的《雅典政制》里就有相关的描述，大体说的是‘如果他们交不起地租，他们自身和他们的子女就要被捕，所有欠款都用债务人的人身为担保，这样的制度一直流行到梭伦的时候才改变’。

债务奴隶制度，就是氏族奴隶时代的特征。”

“《雅典政制》里描述的债务奴隶制度，是人类部落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产生的新问题。

放任其自由演变的结果，意味着作为奴隶的人子子孙孙永远翻不了身，必然会渐渐造成极其尖锐的社会矛盾。

所以，梭伦时代的雅典进行了改革，通过颁布《解负令》来废除公民债务奴隶制度，并且以新的土地收入的财产资格作为划分公民等级的依据。

从此，雅典走上了奴役外族人的道路，步入了城邦奴隶时代。

对于欧洲文明来说，城邦奴隶制度从梭伦改革开始，在罗马帝国达到鼎盛。”

“但需要注意的是，城邦奴隶制度虽然有很多奴隶，但从人口比例来说，大多数并没有许多人想像中的那么高。

以罗马为例，奴隶的人口比例并没有超过20%，其内部的等级制度在公民和奴隶之间，是有着罗马公民-拉丁公民-同盟者的等级体系的。

相比之下，城邦奴隶制基础下的公民权的等级体系以及公民权的逐步开放，是罗马能够兴盛而希腊诸城邦最终没落的关键因素。

但就像《过秦论》里说‘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城邦奴隶制时代的统治疆域终究有着极限，而罗马公民权的逐步开放固然能够促进个体奋斗的动力和社会体系的凝聚力，可一旦疆域到达极限后，再无可观的外界资源来源，广大的罗马公民权群体将渐渐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

所以，这就造成了两个结果，一个，在三世纪初，罗马帝国境内所有自由民都享有了罗马公民权，而此时罗马帝国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另一个，这一套城邦奴隶制的社会价值体系，成为了欧洲文明缺了东西就去抢的文化精神根基。”

“相比于欧洲文明，我们中国历史上，就没有那么深重而广泛的奴隶制度。

即使是商朝，虽然是存在奴隶的制度，但奴隶的比例并没有那么多。

周代商之后，周公创立了一系列新的社会制度，分了国野乡遂。

国人有掌握军事力量和参政的权力，野人则是无权的被剥削的农民。

虽然社会中也存在奴隶，但整个政治体制框架并没有把奴隶制度作为主流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

如果严格去对比欧洲文明的标准，可以说，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奴隶制。

由于目前为止，商朝的考古信息还不太充分，我们不能断定商朝的奴隶制细节和程度，但无论如何，从商朝终结之后，从西周开始，我们就步入了分封封建的阶段。

这个阶段持续了数百年，最终在战国时代被秦终结而渐渐走向了从分封封建向集权封建的过渡。”

“认真地说，中华文明真正长期存在并且类似奴隶的，是奴婢制度。

以秦汉制度为代表，国家治下编户齐民，除了皇帝，任何人都没有所谓罗马公民那样的参政权，而是在商鞅变法下的爵级制度，高爵可参政可为官，低爵就为农为兵，整个社会体系以耕战为基础理念。

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秦汉普遍蓄官私奴婢，即使宽松估计，全国奴婢总数顶多也就三百万左右，相比当时的总人口，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比例了。”

“和债务奴隶为特征的氏族奴隶制不同，无论是古罗马的城邦奴隶制，还是西周的分封封建制，在经济层面上，基础都是小农经济。

虽然都存在为数不少的奴隶，但社会构成的中间其实都是自由民，或者说自耕农。

而具体的区别，则是古罗马把城邦奴隶制作为了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走向对外武力征服的道路之后，罗马本族的人口比重始终在一个比较低的范畴；而西周虽然也经历了数百年的激烈兼并，哪怕国野乡遂制度渐渐分崩离析，但周公创立的体制却让诸侯在对四夷的征服之外，始终认同内部彼此之间是统一战而非征服战。

各自数百年演变，最终形成了迥异的文化精神根基。

欧洲人遇到了什么想着的都是征服，我们想的是同化，他们遇到困难的第一反应是对外抢劫，我们则下意识就去自己种田。”

说到“种田”

的精神，毕文谦不禁笑从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