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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一十七章 新的架构三（第1页）

第六百一十七章新的架构（三）

黎华不明白毕文谦为什么会突然笑起来，但她听得出来，那是发自肺腑的畅快和自豪。

这样的情绪也感染着她，让她不禁抬头看了看他，回应了一个微笑，然后继续低头书写着。

“无论是欧洲的城邦奴隶制，还是中华的分封封建向集权封建的过渡，本质上以小农经济为中坚的经济体系，在貌似繁荣中自然地野蛮生长的结果，必然是自耕农破产的土地兼并以及大批农民的经济依附对象从中央政府变成地方豪强——地方强而中央弱，于内于外，都是国家社会资源破碎化的表现，长期不加制止，必然会导致国家的崩溃。

首先面对问题的，是西汉。

西汉末年，有识之士都看到了广泛的社会问题，都认识到国家必须要改革了。

所以，品行良好，能力卓越的王莽，众望所归地被推上了帝位。

然而，既得利益集团推他上去，是希望他能通过改革消除王朝的危机，从而保证自己的利益，结果呢？王莽上台之后的一系列操作，直接就损害了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于是，历史就上演了戏剧性的一幕——王莽从众望所归到众叛亲离，简直像是电影在快进着播放。”

“可悲的是，王莽身死国灭，改革也自然不了了之。

西汉末年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仅仅是靠战乱的破坏，人口数量的倒退，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消失而缓解。

事实上，被长期视为优秀帝王典范的刘秀，在战场上光辉的背后，是依靠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得以上位的本质。

他统一全国之后，同样看得到问题的本质，他也尝试过改革，置三公而事归台阁，地方州郡确立监察制度，裁撤郡都尉、废除更戍制度军权集于中央，下诏解放奴婢，颁度田令丈量土地清查人口。

这些多管齐下的组合拳的目的就是为了以比王莽温和同时更有力的手段通过制度而不是战乱来缓解结构性的社会问题。

结果，便是度田之乱。

最终，刘秀通过持续的强硬镇压在大体上落实了度田令，从而确保了东汉王朝的一度强大。

但这本质上是治标不治本。

到了东汉末年，同样的社会问题再度爆发。

王朝再度崩溃。”

“在那几个世纪，中华和欧洲的大帝国先后崩溃，亚欧大陆上的人类社会的制度发展陷入了停滞和混乱。

几个世纪之后，欧洲走向了相对城邦奴隶稍微进步的分封封建，中华则从分封封建向集权封建更迈了一步。

Marx的论述里的封建的概念，便是源于欧洲的分封封建制度，所谓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君主的君主不是我的君主。

这种封建制度相比有集权封建色彩的制度，社会资源的分散破碎化非常明显，当丕平献土发生之后，教权在欧洲正式登上政治及军事舞台，再加上古罗马以来凝结的征服和抢劫的强盗文化精神，欧洲并不像我们这么重视同化，从此，欧洲就很难重新统一了。

而在这样的时代，城邦奴隶制进步向分封封建的经济表现便是，本处于社会阶级底层的奴隶，虽然仍然处于底层，但究竟还是有些微的提升，变成了欧洲采邑制下的农奴、拜占庭普洛尼亚制下的巴力克、阿拉伯伊克塔制下的迪米人。”

“和这些相似的，是我们南北朝时期的包荫户，这在北魏时被中央政府正式承认确立为宗主督护制。

而不同的是，我们继承的文化精神是同化、统一、种田，当古罗马土地上的人沉沦于社会资源破碎化的中世纪时，我们却迎来了废除宗主督护制，实行均田府兵制度，重新编户齐民，以自耕农为社会基础的隋唐时代。

这种历史性的差别，就是文化根本的不同的体现，为什么我说教育比制度高阶？这就是案例。”

“毫无疑问，横向对比中世纪的欧洲，我们的隋唐时代是先进的。

而纵向自我对比，相比秦汉时代，隋唐时代的制度先进性则在于，用体现官本位的科举制度取代了直接体现血统本位的商鞅爵级制、间接体现血统本位的汉代察举制和魏晋九品中正制。

这种进步，奠定了中华文明领先全世界一千年的基础。

然而，制度本身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指导思想，隋唐时代只是确立了科举制度的运行，却并没有扫除旧制度下凝结的既得利益集团。

如我以前在你和薄副主任面前说过的，五姓七家，在民间的声望胜于皇室。

当他们适应了科举制度之后，门阀们累世的教育资源依旧对寒门形成了碾压。

所以，隋唐时代虽然是进一步从分封封建迈向了集权封建，确立了集权封建的制度基础，但在实质上并没有完全脱离分封封建。”

“而打破这一切的，是黄巢——历史就是那么残酷而可笑。